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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既要求党依据宪法和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

（三）巴黎高等法院及其审查权的终结 1788年财政改革违宪案是巴黎高等法院及其审查权盛极而衰的终点，注册和谏诤制度自1392年确立以来，在延续了整整5个世纪之后走到了历史尽头，而1803年马伯里案则确立了司法审查权，并开启了至今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司法审查制度。从现代宪法解释学的角度来看，高等法院的审查实践与现实主义的宪法解释观高度对应，后者的核心思想是，解释产生着宪法规范，因为解释赋予一项宪法规定以含义，从而决定何种行为应当发生。

〔[40]〕 William Doyle, The Parlement of Bordeaux an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1771-179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4, p.217. 〔[41]〕 杜苏：司法独立的黎明——法国古典司法体制诸问题研究，《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第105页。〔[35]〕法国的历代国王大多都接受法院的审查，其原因诚如勒迈尔分析的那样，精明的国王将种种限度加于自身……他们强迫自己服从某些法律，因为过度的权威最终将自取毁灭。在税收、警察、军队等所有强化王权的因素中，只有高等法院审查这一项才能强化统治的正当性，缺少了正当性的王权仅是强力和实力而已，根本不可能持久。另一方面，由于各种因素的限制，相关研究在国别上集中于美国式的司法审查。〔[5]〕 如合宪性解释的方法成为近两年中极为热点的问题，参见黄卉：合宪性解释及其理论检讨，《中国法学》2014年第1期。

在大革命之后，西耶斯曾提出颇具专门裁判机构色彩的宪法审查会方案，〔[53]〕但宪法审查会的组织构成和基本职能同样引人担忧和敌视，因此西耶斯方案最终遭到否决。〔[63]〕 Michel Troper,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Israel Law Review, Vol.39, No.2, 2006, p.48.这一主张也可参见该作者的下列中译著作：（法）米歇尔·托贝：《法律哲学：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论》，张平、崔文倩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修改《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以及关于检察机关对直接受理的案件进行侦查的职权的条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强化党内监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由治标为主迈向标本兼治，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六）加强统筹协调和工作衔接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七）暂停、制定或修改相关法律 除暂停相关法律在试点地区实施外，全面推开监察体制改革后，应制定《国家监察法》，明确在人大制度下我国监察权的性质和法律地位，规定行使监察权应遵循的原则，明确监察对象的范围，并废止《行政监察法》，制定《监察委员会组织法》作为宪法相关法。监察委员会要与纪委合署办公，并与司法机关协调衔接。

同时，长期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等仍然存在，还有待于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从严治党和依法治国协调推进加以解决。因此，应根据《宪法》规定的精神，将监察范围扩展到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政协机关、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的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员，基层群众自治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事业单位管理人员和其他依法行使公共职务的人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要。监察委员会要按照管理权限，对所辖范围内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习近平总书记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宪法实施存在的不足，如保证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和具体制度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组织，应将行政监察，腐败预防，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相关职能，整合成为相对独立的监察权，集中由各级监察委员会行使。

[2]为此，应由中共中央按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适时正式就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讨论后，依照法定程序提出宪法修正案议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会议审议。摘要：长期以来，在我国宪法规范的国家权力结构中，监察权从属于行政权，并具有监督行政的特点，行政监察与其他监督形式结合，对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预防和惩治腐败，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有的监督职能边界不清、权威不够、监督有盲区、难以形成合力等不足。（四）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 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人民代表大会制下国家机构的改革和完善，绝不是搞权力分立或四权宪法。为保证公职人员廉洁奉公，古今中外都十分重视监察法律制度。

长期以来，我国纪检监察与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政府监督、审计监督、法院监督、民主党派和政协的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一起，连同检察院查处贪污渎职、失职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有的监督职能边界不清、权威不够、监督有盲区、难以形成合力等问题。因此，应对《宪法》第89条关于国务院领导和管理监察工作和第107条关于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的条款进行修改，并在《宪法》第三章国家机构中单设监察委员会一节，明确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监督执法的性质、反腐败机构和国家监察专责机关的宪法地位以及产生、组成和相互关系。

我国公务员制度明确了依法履行公职的主体，除中国共产党机关、人大及其常委会机关、一府两院、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机关和政协机关外，还包括行政类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或群众团体机关。秦汉初具规模，中央设御史台。

要坚持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扩大监察范围，整合监察力量，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中图分类号] D921  [文献标识码] A 2016年11月中办印发了《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的方案》。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执法司法问题还比较突出。1986年恢复设立行政监察机关，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合署办公和机构设置有关问题的请示的通知》（中发〔1993〕4号）规定：中央纪委、监察部合署，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纪检机关恢复重建后，1982年宪法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领导和/或管理监察工作。根据《刑事诉讼法》，检察院有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等职能。

[1]而从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严重违法违纪案件和巡视发现的问题看，对行使权力的监督还存在不少漏洞，如监督的系统性、经常性、有效性不够，监督有盲区，监督一把手有效管用的办法措施不多，对监督发现问题的纠正和整改刚性约束不足等，而且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级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中贪污受贿、权力寻租、利益输送等腐败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宪法确立的国家政权基础和党的执政地位，而在宪法框架下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将有利于为监察立法和监督执法提供宪法保障，并解决复杂的腐败问题。合署后的中央纪委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对党中央全面负责。

1999年《芬兰共和国宪法》第109条规定了议会监察专员的职责，是监督法院、其他公权机关及国家公务员、公共团体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员在执行公务时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职责。监察专员多由议会或政府首脑任命，向其汇报工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有利于提高依宪执政的能力和水平。（一）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地方试点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立法和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既要注重通过立法调整各种人与人的关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法律支撑，也要十分重视通过立法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提供法律保障。否则，将造成更多行政相对人的不必要的损失。行政规划实施的正当法律程序的基本要求是公开、公平、公正。其次，行政规划的设计必须以人为本，以人的可持续发展为依归。

行政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必须遵循法治化途径，如今人们对此不仅越来越有共识，而且越来越有迫切感了。同时，对调整、变更后的规划要通过适当形式及时公布，让所有社会公众知晓。

行政规划一经制定，行政相对人就必然对之产生信赖，并会根据此种信赖安排其生产、生活。第四，行政规划的内容必须相对稳定，规划制定机关和规划实施机关都必须遵守信赖保护原则。

这种共识和迫切感是怎么形成和催生出来的呢？宪法确立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方略，中央提出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自然是重要因素，但更直接的因素恐怕是近年来出现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纠纷和伴随着这些纠纷中而显现出的侵权、滥权、腐败现象。既要注重突出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的立法指导思想，也要十分重视把握以人为本、规划为民的立法理念。

规划设计必须以人的现在和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为依归。为了保证行政规划执法的公开、公平、公正，必须通过行政规划立法确立一系列的相应正当法律程序制度，如告知、听取申辩、说明理由、不单方接触、职能分离、以及执法信息公开和社会公众评论制度等。进入 姜明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行政规划 。第五，行政规划的立法必须遵循统筹兼顾和利益平衡原则。

既要注重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开发、资源开发、能源开发，也要十分重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生态平衡。因此，对已经制定的规划的调整、变更一定要十分慎重，如确因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必须调整、变更，则一方面要经过与相应行政规划制定时相当的公众参与程序予以讨论、听证、审议。

总之，公众参与是现代行政法治的第一要求，是避免或减少因行政规划而产生的侵权、滥权、腐败以及各种纠纷的第一屏障。来源：《北京日报》2017年4月24日理论周刊版。

而且，不仅考虑本代人的需要，还要考虑下一代人，考虑子子孙孙的需要。也应有社会公众和利害关系人的直接参与，例如，涉及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等行政相对人切身利益的各种建设规划、治理规划、文物保护规划等，必须广泛征求和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特别是征求和听取相应规划所直接或间接涉及的利害关系人的意见。